​ 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一书,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。据他自己说,到民国二十年(1931年)夏,“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”。他在《夷夏东西说》的前言里说:“这一篇文是我在‘九·一八’以前所作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一书中的三章。这一书已成之稿,大致写在‘九·一八’前两年至半年间。这三章是(民国)二十年(1931年)春天写的,因时局影响,研究所迁徙两次,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,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。”在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的“前言”里,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《古代中国与民族》。他说:“此我所著《古代中国与民族》一书中之一章也。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,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。日本寇辽东,心乱如焚,中辍者数月。以后公私事纷至,继以大病,未能杀青,渐何如之!此章大约写于(民国)十九年冬,或二十年春,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。适之先生谬为称许。” 看来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和《古代中国与民族》是一书的异名,绝不会是两部书。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,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。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的“前言”写于“二十三年(1934年)六月”,《夷夏东西说》的“前言”写于“二十三年十月”。就是说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使用在后。傅斯年可能认为用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作为书名好些。尤足以证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《东北史纲》一书中的一段话:“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,暨于济水入海处,此说见吾所著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一书,二月后出版。”因此,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(注: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中傅斯年著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写的前言。)。 1931年至 1932年,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,听傅先生的课,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“From Tribe to Empire”(从部落到帝国)的书。《夷夏东西说》开头一段就已提到:“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,政治的演进,由部落到帝国,是以河、济、淮流域为地盘的。”在《夷夏东西说》的“总结上文”部分中他又说:“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,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(后来又进为帝国)的过程中,东西对峙的总结局。”我倒觉得“从部落到帝国”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,因此,我就在书名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之下,加了一个副题“从部落到帝国”作为书的全名。 《夷夏东西说》和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都是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——从部落到帝国》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《夷夏东西说》是他所作“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一书中的三章”,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是他“所著《中国古代与民族》一书中之一章”。 另外,《姜原》、《大东小东说》、《论所谓五等爵》,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,大约都是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——从部落到帝国》的一部分。三篇所谈,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,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(1930年)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。《论所谓五等爵》,傅斯年说明“中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一月写于北平”,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,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,正符合傅斯年所说:“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……已成之稿,大致写在‘九·一八’前两年至半年间。”傅斯年所说“与其他数章于(民国)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”的“其他数章”,极可能包含《姜原》、《大东小东说》和《论所谓五等爵》。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。如他在《夷夏东西说》中说:“又有所谓伯夷者,为姜姓所宗,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,别见《姜姓篇》。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,亦号曰夷,别有《祝融八姓篇》,今具不入此文。”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,或属尚未完稿,但看来肯定都属于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书中的一部分。 《性命古训辨证》(注: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,均收入《傅斯年全集》,台湾联经出版公司, 1980年。)是他的专著,但不是史学著作。《东北史纲》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,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,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,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,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。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,就是这部未完成的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。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,篇篇都有精意,篇篇都有创见,篇篇都是有突破性、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。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,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,享有大师的荣誉。傅斯年(1896—1950),山东省聊城县人。三十三岁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,擘画安阳殷墟考古等田野调查工作,为中国信史建立珍贵的史迹史料。五十岁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,五十四岁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,广延教授、增建校舍、充实图书、奖励研究,奠定台大的学术根基与自由传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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