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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60年代,不少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来中国“取经”,他们常常会问起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。毛泽东回答:逼上梁山。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,“我没有准备打仗,是一个小学教师。干革命后也没想到枪杆子。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,到处抓人杀人,不要我们活了,一下字把我们打入地下。这七逼八逼,把我们逼上了梁山。”

毛泽东所说的梁山,就是妇孺皆知的古典小说《水浒传》,绿林好汉起义占据的“根据地”。

毛泽东从这本书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“营养”,灵活运用于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,缔造了新中国。

《水浒传》这本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,即使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。他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,退隐去读《水浒传》;在长征和转战陕北的多次战略转移中,随身保留《水浒传》;在延安整风中,他圈定的阅读书目有《水浒传》。他写文章和讲话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《水浒传》中通俗易懂的故事,鼓舞、教育广大指战员们。

早在“八七”时期,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,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。他说,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,我愿意上山下湖,去交绿林朋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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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收起义后,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,毛泽东风趣地说:“《水浒传》上有个梁山泊,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。你们晓得不,前面的这座大山里,就有两个绿林朋友:一个叫袁文才,一个叫王佐,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!井冈山地势险峻,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,关了南面打北面,敌人奈何我们不得。在这儿,我们可以居高临下,看得清、打得准。”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起点。

1934年红军长征途中,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武艺,“都赶上景阳岗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”。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,毛泽东称赞他是“新的鲁智深”。 1938年,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,他说:《水浒传》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,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。

1939年7月,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时称: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“没法子,被逼上梁山”。谈到战争的胜利,关键在于明了情况,方法对头时,他说:“《水浒传》上宋江三打祝家庄,两次因情况不明,方法不对,打了败仗,后来改变方法,从调查情形入手,于是熟悉了盘陀路,拆散李家庄、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,并且布置藏在敌人营垒里的伏兵,第三次就打了胜仗。”他还说:“《水浒传》中的三打祝家庄,为什么要打三次?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,办事谨慎,前两次是试探,后一次才是真打。我们干革命,就得学宋江,要谨慎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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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,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,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,指导工作,毛泽东将红军中“懵懵懂懂”处事的干部比做“李逵式的官长”,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,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,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,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。他告诫人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。在武松看来,景阳岗上的老虎,刺激它也是那样,不刺激它也是那样,总之是要吃人的。或者把老虎打死,或者被老虎吃掉,二者必居其一。

毛泽东凭《水浒传》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,根植在汪洋人民大众之中,打败了蒋介石。

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拿《水浒传》说事。1973年12月21日,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中,他说:“《水浒传》这部书,好就好在投降,做反面教材,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《水浒传》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。摒晁盖于108人之外。宋江投降,搞修正主义,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,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,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,就去打方腊。”(王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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